
我走後的第一年,村裏死了三個老人。
第一個是錢爺爺。
冠心病發作,半夜胸口疼,打了120。
最近的急救車在縣城,趕到大坪村要四十五分鐘。
錢爺爺沒等到。
他死在自家的堂屋裏,手裏還攥著那瓶速效救心丸。
瓶子是空的。
該續藥的時候,張麗的藥房沒有速效救心丸。
她說進貨渠道緊張,下周才能到。
錢爺爺嫌去縣城太遠,想再等等。
沒等到。
第二個是周奶奶。
慢阻肺。
我在的時候,每年入冬之前都會給她做一次肺功能評估,提前備好藥物。
我走了之後,沒人做這件事了。
入冬降溫那天晚上,周奶奶喘不上來氣,兒媳婦去張麗的藥房買沙丁胺醇,張麗說沒有。
讓她去縣醫院。
零下八度的夜裏,周奶奶被棉被裹著塞進小三輪車。
走到半路,人就不行了。
第三個,是孫奶奶。
哮喘急性發作。
這個病,急性發作的時候有一個黃金急救窗口。
以前這個窗口是二十分鐘——因為我騎摩托二十分鐘就能到。
現在這個窗口不存在了。
陳磊打了120,120說要四十分鐘。
孫奶奶的兒子在外地,接到電話趕回來的時候,人已經涼了。
一年,三個人。
三個本來不用死的人。
消息是趙嬸在電話裏告訴我的。
她聲音不大,但每個字都戳在我胸口上。
“守仁,你知道村裏人現在怎麼說嗎?”
“他們說,陳磊兩口子欠了三條人命。”
我握著電話,沒說話。
“你不回來了?”趙嬸問。
“回來幹什麼?”我說,“診所封了,我回去也看不了病。”
趙嬸沉默了很久。
“張麗那個藥房,現在藥越賣越貴了。一個月光降壓藥就要三百多,好多人都吃不起,就減量。一天的藥分兩天吃,兩天的分三天。”
“守仁,這些老人是在拿命扛啊。”
我掛了電話。
那天夜裏,我失眠了。
翻來覆去到淩晨三點,爬起來給科室主任發了一條信息——主動申請值臘月二十九的班。
最累的那個班。
不想閑著。一閑下來就會想。
第二天上班,辦公桌上有一封信。
沒有寄件人地址。
郵戳是大坪村的。
我拆開。
裏麵是一張紙,兩行字。
第一行是打印的:關於大坪村陳守仁無證行醫的舉報材料。
第二行,手寫的。
筆跡歪歪扭扭,是用左手寫的。
但我還是一眼認出來了。
那是二叔的字。
舉報信,不是陳磊寫的。
是二叔。
信封底部還壓著一張藥房的股權轉讓協議。
張麗的“康泰大藥房“,二叔占股百分之四十。
我靠在椅背上,盯著天花板。
電話突然震動起來。
樓道裏急救車的警報聲也緊跟著響了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