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。
兒子揚揚被醉酒司機拖行三公裏。
我抱著渾身是血的兒子衝進醫院。
急診室紅燈亮起。
我癱在走廊裏,給在大西北援建的妻子祝語棠發了封電報。
“揚揚危在旦夕,速歸。”
半小時後,郵遞員隔著窗戶喊我:“溫柏舟,加急電報。”
我踉蹌著跑過去,撕開信封。
隻有冰冷的一行字:“注意安全,等我忙完這陣。”
我心口一窒。
祝語棠外派去大西北已經三個月。
每一次我遇險,換來的都是這樣千篇一律的回複。
我被廠裏的吊車砸傷小腿,血流了一地,給她發電報求救。
她回電很快:“安心養傷,注意休息。”
我被車間刺頭堵在倉庫毆打,發電報求救。
她立刻回信:“別怕,一切都會過去。”
甚至,兒子突發休克那晚。